海南新增7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70例

2020年2月2日0-24时,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病例7例,新增重症病例1例,新增死亡病例0例,1例重症病例转轻症病例,新增出院病例3例;新增确诊病例中,海口市2例、儋州市1例、琼海市1例、文昌市1例、昌江县2例;新增重症病例中,万宁市1例。

截至2月2日24时,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736人,已解除医学观察666人,尚有1070人正在接受居家或集中医学观察。

塔米姆在与鲁哈尼在德黑兰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强调:“解决该地区分歧的唯一办法是对话和缓解局势升级。”与此同时,鲁哈尼表示,伊朗和卡塔尔今天做出了“扩大两国关系的友好而重要的决定”。

如果一开始不把暴露史作为优先标准,就会造成很多misclassification,也就是流行病学中说的“错分”。

新京报:有网友质疑中国疾控中心隐瞒数据,对这种质疑怎么看?

记者:有记载,李达等人起初作出了到杭州西湖开会的决定,最后为何改为嘉兴南湖?

“结论是保守的,当然也是谨慎的”

“对错好坏事后再反思,现在要全力应对疫情”

冯子健:其实“人传人”的推论,我们比较早就已经有这样的看法。但这个过程需要调查核实,包括详细询问、核实每个患者的暴露史。

冯子健:是保守的,当然也是谨慎的,只能看到什么说什么,我们一直都很谨慎地观察。

冯子健:1月23日拿到数据,看到有一些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例,作出的这个推论。

新京报:武汉协和医院首批感染的一名医生1月16日已经入院治疗。1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没有接到医务人员疑似感染的消息吗?

截至2月2日24时,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70例,重症病例10例,死亡病例1例,出院病例4例。确诊病例中,海口市13例、三亚市17例、儋州市7例、琼海市6例、万宁市8例、东方市1例、澄迈县2例、临高县4例、陵水县5例、琼中县1例、定安县1例、昌江县3例、乐东县1例、文昌市1例。

冯子健:大概1月19日、20日,钟南山院士到前线后,当地、国家级专家把结果告诉了他,他20号晚上回到北京之后,接受媒体采访披露有医务人员感染,接着武汉市卫健委作了披露,是这样的过程。

新京报:有专家预测,正月十五疫情会出现拐点。你怎么判断?

新京报:什么时候意识到病毒可能“人传人”?

冯子健:没有这种情况。我们国家公布疫情数据有相应的规则,比如传染病法,各个机构都按照各自职能来进行。

记者:当时的社会形势如何?

冯子健: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。数据上报的层级很多,包括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,从区一级承担疫情调查任务的部门开始,数据上报有个过程。这个过程我没有详细了解。

塔米姆称,他与鲁哈尼的会晤是富有成果的,并强调称,“卡塔尔与伊朗之间的关系是历史悠久的,见证了巨大的发展,双方之间的多方渠道始终保持开放。” 塔米姆还补充道,他已邀请鲁哈尼访问卡塔尔。

新京报:还有人质疑,中疾控专家在12月31日到达武汉之后在疫情防控方面没有作为。

这个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是没有诊断试剂,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病,所以下结论就比较谨慎。当有了检测试剂之后,早期迹象也表明,刚开始用时,试剂对上呼吸道、下呼吸道标本阳性检出率比较低,我们不敢轻易排除掉。受这种早期的限制,我们下结论就非常谨慎。

陈水林:选择到浙江嘉兴续会,也和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。

再者,嘉兴交通更便捷。上海到嘉兴当时坐火车只需两个多小时,比到杭州近了一半路程,到杭州的话就已经12时40分了,还得辗转到西湖。再回上海最晚的一班火车则是下午6时15分。这样留给开会的时间就很少了,不能“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”。因此,续会之地定在嘉兴南湖,不是偶然的,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。

冯子健:现在不做这种预期,其实谁都难以做出这种判断。我们就是冷静、认真地观察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。

我们最初获得的27个病例,其中26个病例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,只有1个没有,所以当时作出患者“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感染”的推测是占上风的。

当我们确认这是一个独立的、新的疾病之后,还需要扩展检测,搜索是不是还有肺炎特征比较相似但可能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,即最开始判断的暴露因素之外的病例,是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。

陈水林:主要还是担心安全问题。一是担心路上有密探跟踪。代表们把车票买到了杭州,到了嘉兴先装作在月台上散步,然后突然混进人群,如果有密探的话容易甩掉。二是西湖热闹,人多眼杂,怕被人认出来。

记者:选择嘉兴南湖,与王会悟是嘉兴人有关吗?

冯子健:网络直报的启用没有那么早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个新发疾病,在传染疾病报告目录里是没有的,调整网络直报系统设置、人员培训需要一个过程。

冯子健:重点在于落实现在的防控措施。防控整体目标是阻断传播途径,阻断人与人之间传播。可能最先达成这个目标的是湖北及武汉以外的地区,这些地区疫情传播还处于非常早期,在这个阶段把疫情传播压制住,然后腾出更大的力量解决湖北和武汉这些重点地区的传播问题,防控压力就会小得多。

所以,我们第一时间并不是确认暴露来源,而是要确定这是不是一个独立的、新的疾病,还是其他疾病在这个季节、在某个医院突然出现的聚集性升高。在最开始的几天,这是最首要的任务。我们要尽量找到“一致”,比如有共同暴露、临床特征比较一致。

新京报: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不是可以将传染病信息2个小时直达国家层面吗?

冯子健:其实一直在作为。现在不是把精力转到这方面的时候,我们现在要全力应对当下的疫情。至于其中的对错、好坏,可能要到事后再做反思、检讨,现在不要分散过多的精力。

新京报:春节假期结束会不会给疫情防控带来很大压力?

新京报:现在看起来,当初做出的“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”“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”的判断是不是有些保守?

塔米姆表示,卡塔尔感谢并赞赏伊朗在多哈被封锁期间所持立场。

新京报:医务人员感染是什么时候知道的?

鲁哈尼也表示,两国决定加强双方之间的互访频率,他并补充道,鉴于该地区安全——特别是波斯湾区安全的重要性,“我们决定继续两国之间的磋商。”鲁哈尼宣称,双方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两国联合委员会会议,并表示,希望多哈和德黑兰之间的关系能够继续扩大。

中国疾控中心发表论文主要是给国际同行参考,这也是必要的,外国的公共卫生界、科学界、医学界的同行都希望了解信息,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上发表数据和研究结果,能够提升数据的公信力和信任度。这也是中国疾控中心作为一个专业机构的职责。

冯子健:那当然会了,所以这需要各个部门、每个人都要理解,现在处在非常关键的阶段,大家在共同努力,要积极配合,现在采取的措施可能对大家工作生活产生影响,希望公众能抱有理解和支持的态度。大家一起携手共同应对,共同抗击疫情。

中国疾控中心到底何时发现病毒有“人传人”迹象?冯子健回应说,早期已经有“人传人”的看法,但受当时条件限制,谨慎作出“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”“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”等结论。

新京报:下一步的疫情防控重点是什么?

陈水林:这是原因之一。一大会议的会务工作一直是由王会悟具体负责的。她做事热心、缜密,特别是在危急关头冒着风险主动建议去嘉兴南湖,得到了代表们的认可。

新京报:论文中提到12月中旬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出现“密切接触者间的人际传播”,这个推论是什么时候作出的?

但是,我们从最早开始,就把它当作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来对待,第一时间采取了密切接触者管理等措施。

对疾病的认识有个过程,它不会一开始就把全貌展露出来。公布信息总是要谨慎的,所以从开始的“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”到“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”,这都和病例诊断、实验室检测结果逐步用于病人的甄别有关,需要一个过程。

鲁哈尼说,伊方希望与卡塔尔扩大基础设施建设、通信、金融、农业、旅游业等各领域合作,促进相互投资。

此外,王会悟作为嘉兴人,曾在嘉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,熟悉南湖一带的情况。相比杭州西湖,嘉兴南湖游人较少,相对安全。王会悟还考虑到一旦发生特殊情况,可以请嘉兴当地的相关人士帮忙。

另外,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方法在1月11日之后才逐渐使用。在这之前,无法对病例分类,因为这个季节流感、腺病毒感染也很多。

当时上海与浙江都是在皖系军阀卢永祥的控制下,而江苏则是直系军阀齐燮元的势力范围,双方为争夺上海闹到差点开战。再则嘉兴与上海地域相连、往来密切,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开放之地。嘉兴地区思想活跃,新思想广泛,革命志士荟萃,爱国运动风起云涌,有很好的革命基础。上海早期党组织的党员中,浙江籍的就有好几位。在会议已受到上海原法租界巡捕滋扰、警方关注的情况下,沈雁冰(茅盾)、邵力子等浙籍党员都纷纷支持到嘉兴南湖续会的建议。